周政保（八一电影制片厂研究人员，批评家）：“高粱枪”是一套丛书，即黄国荣的《尴尬人》、周大新的《同赴七月》、阎连科的《朝着东南走》，全都是中短篇小说。丛书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，听出版社的朋友说，所谓“高粱枪”，有点“农村兵”的意思，即小说作者都是“军旅作家”，但又是从乡村走入军营天地的。实际上，丛书中的小说题材并非都是“枪”，其中也有“高粱”或富有”高粱”的气息，甚至还包括了城市生活的描写。譬如《尴尬人》中的6部中篇，便是“两部写都市，两部写军营，两部写故乡”，这种“三分天下”的有意安排，无疑是为了印证作者的所谓“三只眼睛看世界”的观点。
张志忠（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，批评家）：他们的作品，题材覆盖面都很宽阔，既擅长写出部队中不同的军兵种各自独特的生活风貌，能够正视和机智地处理揭示军营生活的种种矛盾与讴歌军人奉献、升华军人灵魂的关系，又能够在农村和城市生活题材上下力气用功夫，让我们识得穿军装的人是怎么看待日常化的生活的。
张鹰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编审，批评家）：面对同样的军旅人生，他们的感悟是各有差异的；黄国荣善于从军队内部所存在的各种矛盾中塑造并刻画人物。《履带》和《陌生的战友》中的主人公壮怀激烈可现实又处处与他们为难，但他们的意志并没有为现实所消磨，而是在艰难中得以升华，作者借此所张扬的是人格的力量。阎连科笔下的军旅人生大多不是直接牵扯现实矛盾，而是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浓浓的诗意。《四号禁区》中的鸢孩对小菊的欲说还休的朦胧情感，《兵洞》中于孤寂的生活中编织的昔日故事，《去服一次兵役吧》对军旅人生的颇具浪漫色彩的解读以及《农民军人》中“团长”的神秘，都赋予了他的小说别一番情调。
周政保：就丛书的总体而言，我也是看好那只看军营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，也许是因了作者至今仍置身其中的缘故，这个世界大都被写得鲜活精彩，传达的体验也比较独到或富有激活读者情感的“现实感”，如阎连科的《大校》、《四号禁区》，黄国荣的《履带》、《陌生的战友》，周大新的《碎片》等。
张志忠：黄国荣的《履带》对于坦克兵生活的烂熟于心，使他描写起以关天庆为代表的一群士兵来得乎心应乎手，他对于“履带”这一由实物而生发出来的哲理性思索以及他对于某一类“永远正确”的政工干部的不动声色的机智嘲讽，都很有启示性。阎连科一向是以描写中原农民的生活，以及农村子弟在部队成长的艰难历程著称，习惯于低调咏叹，他的近作《大校》，却是“反弹琵琶”，采用类似于摄影中的“高光”，让作品的对比色格外分明。他将某导弹部队大校旅长汪洋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：从农村入伍的汪洋，几乎是一帆风顺地提干升级，但乡村文化的羁绊，个人性格的缺憾，却使得他败下阵来，“败给了耙楼山脉的民间风情和传统文化”。
张鹰：周大新所致力的是对军人的人性美的展示。《碎片》所表现的是军人的坚韧与承受力。作者希望以“碎片”连缀起主人公的一生，从他的各种遗物中，读者不难想像主人公是怎样坚守着属于军人的那份执着与真纯；在他的身上，闪烁的是人性的光辉。
周政保：说到底，作家还是要写那些自己最熟悉的、体验也最为深切的生活——对于“高粱枪”丛书的作者来说，从不足二十岁便开始的军旅生涯，便是他们感受特别丰富深刻的题材领域，尤其是其中的随岁月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流变及发展，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无法抹去的。从作品中可以感觉到，在他们传达军营生活的时候，特别受到关注的是军人的生存处境。当然，不是为处境而处境，而是让人们从军人的生存处境中感悟到更多的东西。《大校》就是这样的小说。主人公为“适应”而屈服，其中的尴尬、苦痛或无奈是不难想像的。这是一个复杂而极具文化意蕴的过程——小说写出了这一过程的丰富性，独特的文学品位也就产生了。
张志忠：身为总后勤部作家的周大新，和阎连科相似，过去是以描绘豫西南地区的生活风貌为创作重点，他的多卷集长篇小说《第二十一幕》，就是以恢弘气势展现南阳丝绸业百年浮沉而受到好评的。他在走过青藏线以后，用《碎片》表现经年累月地坚守在青藏高原上的军人生活，表现当代军人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后，面对边陲与内地、风雪高原与繁华都市的反差，所作出的选择和默默无闻的牺牲。他的《接引台之忆》也是一个构思比较巧妙的作品。
张鹰：最令他们如痴如醉、挥洒自如的莫过于养育他们的那片故土了。同为中原的伏龙山脉和耙耧山区，在周大新和阎连科的笔下各异其趣，自然就不用说黄国荣笔下江南水乡的那别一番韵致了。《为人在世》中的二祥、《桑女》中的桑女，虽然缺乏北方农民的坚韧与坚强，但江南人所特有的机智与灵秀却跃然纸上。重要的是，作者在这里仍然致力于对他的主人公们人格力量的张扬。
周政保：实事求是地说，当今中国的中短篇小说创作，从农村题材到现代都市生活题材，优秀的或比较好的作品，仍然以相当的数量撑持着这一领域。我们得承认，“高粱枪”丛书中的城市题材或农村题材小说，虽亦可能读出某些长处、乃至创造性，但在总体质量上确有点不尽如人意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他们写不好非军营生活题材，不是的，实际上，他们（如周大新、阎连科）之所以在小说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，非军营生活题材的创作（如农村题材的小说）所获得的成就，恰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。
张志忠：这三位作家，都富有创新意识。他们的新作，就印证着他们对于小说艺术的新探索。黄国荣《陌生的战友》所竭力营造的那种神秘感与细节的精确真实相映成辉，那种因为处境相似心灵相似而产生的心灵感应，是在荒诞中含寓着内在的合理性。周大新的《笔记小说六题》对于文人笔记体小说的尝试，在《碎片》中以吉光片羽的片段拼接全篇，在《同赴七月》中以心灵复调方式进行叙事，都是他过去的作品中少见的。
周政保：在这套丛书中，军营题材小说所揭示的军人生存处境，往往是以命运的方式实现的。命运与处境休戚相关。黄国荣的《履带》、《陌生的战友》，便是两篇抒写军人命运的中篇小说，而且都涉及到了复员或转业，即军营留人或放人的现实问题，既“好看”又“耐读”，在写法上也有许多新鲜的提供。尤其是小说所拥有的那种积极卷入现实的创作姿态，那种不回避矛盾且又善于传达矛盾的扎扎实实的叙述方式，很能令人联想到军营题材小说的创作前景。而周大新的《碎片》，实际上并非通俗意义上的“碎片”，而是一部完整的让人感到悲伤与自豪的命运交响曲。
张鹰：事实上，“高粱枪”所标识的，不仅仅是三位作家的出身，还有融贯到他们作品中的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，那就是凝重与大气。这是他们以农家子弟与军人的双重身份严肃认真地面向生活，精益求精地对待艺术的必然结果。正是这一点，使得他们的作品在异彩纷呈中又有异曲同工之妙。（克氏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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